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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朝历史为何有多样解读(史家笔墨)

  宋代历史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特别的记忆。随着不同时期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的不同,人们对宋代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1279年南宋灭亡以后,元世祖忽必烈诏令修辽、金、宋史。但忽必烈之后,历经数朝却迟迟未能成书,主要原因是为以辽、金为正统还是以宋朝为正统争论不休。直到元顺帝时丞相脱脱裁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才使修纂得以顺利进行。元朝对宋的盖棺之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对程朱理学高度肯定,这与元统治者将朱熹学说定为“国是”一脉相承。其二,元朝史臣在论宋代“其有弊”时指出,“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効少”。这两个方面大致也影响了明清的认识。

  明朝统治者特别强调对宋朝历史文化的认同和继承。重修《宋史》和重视研究宋史成为明代史学的一大特色。有明一代先后产生了123种宋史著述,现存62种。明朝编撰《宋史纪事本末》的陈邦瞻,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大势已看到宋代是汉唐之后历史大变革的时期。明人对宋文、宋诗、宋词、宋画的褒扬和批评,更是奠定了宋代文学艺术与汉唐并峙的地位。

  到了19和20世纪之交,中西学者均将宋代历史指向中国近世的开端。1922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系统阐述了其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内藤的假说是建立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即上世(上古)、中世(中古)、近世(近代)三分法,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假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以来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与日本学界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在《宋辽金史》总论中说:“治宋辽金史,实为治近代史之始基。”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对赵宋文化的高度褒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那么宋朝“积贫积弱”的帽子从何而来?其实,早在南宋后期,有识之士就说“民穷”“财匮”“兵弱”是当时的三大弊政,元明清人一致认为宋朝“武备不振”和“积弱”。20世纪50年代末先师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将“积贫积弱”连用来概括宋神宗实施变法的主要社会原因,1962年邓广铭先生将这一概括引入《中国史纲要》宋代历史部分的书写,遂使“积贫积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积贫积弱”说呢?根据目前的研究,“积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财匮”延续到南宋,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财匮”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而从“民穷”的角度来说,宋代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与魏晋隋唐相比,不论是法律身份地位、迁徙自由以及谋生手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会救济制度不仅汉唐难以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而宋代大中城市里五万贯家财的富户人数众多,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宋朝的“积贫”。

  过去对宋朝积弱的认识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势弱,二是军事能力弱。对于前者,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能认同,因为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不是辽、西夏、金、元所能比拟。而对于后者虽有质疑者,但未能得到充分解释。我以为,战争具有防御和进攻两种基本形式,宋朝战争失败主要是发生在主动进攻战上,而从防御战来看,则多能取得不俗的战绩。

  那么宋人为什么能打防御战而不能打进攻战呢?这大致有四个原因:一是由于中唐以来兵制变革、选官制度变革,军功集团从历史舞台上退出,那种通过军功受爵的世风被科举取士所取代,因而宋朝必然缺乏汉唐那种开疆拓土的精神。二是宋朝自太宗朝以后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崇文抑武”不等于“重文轻武”,自仁宗以后宋朝国防开支要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所以并没有轻武,而“抑武”确实是宋的国策,抑制武将专权,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三是宋朝实行募兵制,人们当兵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争取军功的动力。四是中唐以后中原王朝丧失了可供驯养军马的草原,难以组建骑兵部队。

  可见,宋朝的“积弱”是多种综合因素形成的。

  进入21世纪,国际上开始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地位,这也使得国内学者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目前,宋代经济革命说、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散见于各类宋史论著。可预见的是,宋代历史的形象仍将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也是宋代历史的魅力。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9年01月12日 05 版)


考古新发现让我们看到更丰富的历史

  图①: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出土的穿孔石器、角铲。
  图②: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钺、陶筒形器。
  图③: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单把陶鬲、双耳陶罐。
  图④: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出土的金牌饰、金虎。
  图⑤: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出土的木牍、签牌。
  图⑥: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出土的龙形脊饰。

  核心阅读

  从2002年社科院设立考古学论坛评选六大考古新发现,到如今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大家很想知道,为什么是这6项?其实,评选的标准一直没变。首先,学术上要对各地建立文化谱系、填补时空空白有参考意义;其次,考古理念的科学性和考古手段的科学性也是重要评判标准。此次入选的六大考古新发现,正是在填补我们未知的空白,也正是通过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中华文明的特质愈发完整清晰。

  

  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公布。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四川渠县城坝遗址、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入选。此次发布还推荐了国外考古新发现。

  为中华文明谱系提供新的实证

  此次考古新发现中,有不少填补了空白。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考古队通过对遗址内的夯土建筑、城墙、壕沟等遗迹,铸铜、制陶等手工业遗存,墓葬形制、丧葬习俗等文化特征,青铜礼器的七鼎六簋、五鼎四簋等组合形式,以及芮公、芮太子等青铜器铭文的综合分析,推断此处应为芮国后期的都城及墓地,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向东周诸侯国发展演变的典型个案。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信说,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是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对于金代捺钵制度、行宫的选址与营造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17—2018年,考古队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确认其为一座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址,南北400米、东西350米,方向158度,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东、西、南三面城墙存有地下基址,墙外有护城河。城门目前仅发现1座南门,门外有瓮城。城内经钻探与发掘共确认67座建筑基址、14条道路、2条排水沟,出土遗物以各类建筑构件为主,其中青砖上多戳印“内”“宫”“官”字,部分定窑白瓷上刻有“尚食局”款。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断,太子城即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宫。

  此外,也有发现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取得的新发现。比如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在1983年文物普查中被发现。2012—2017年,考古队进行了五次发掘和系统钻探,确认该遗址为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的重要城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及祭祀遗存,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王家塝墓地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改变了屈家岭文化只见城址不见大型墓葬的现状。城垣、居址、墓地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并将有力推动我们深入认识该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认为,考古发现向着更为纵深的方向发展,比过去的认识更为深入。“深入的前提是我们多年来坚持不懈的考古工作,并取得了重大的发现成果。”宋新潮说。

  为观察区域文明提供新的视角

  在六大考古新发现中,区域性的考古发现也成为亮点。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这些发现在区域内填补空白,解决了重大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

  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渠县历史博物馆共同发掘的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发掘面积共计4000平方米,已清理各类遗迹438处,出土大量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遗物。城坝遗址由城址区、津关区、一般聚落区、窑址区、墓葬区、水井区等组成。其中,郭家台城址由壕沟、城墙、城门、大型建筑、街道、车辙、窖穴、灰坑等组成,为汉晋城址研究提供了重要新资料。处于渠江右岸的津关遗址是国内目前仅见的水路关口遗迹,对于了解汉晋帝国的水路关口具有重要意义。“宕渠”文字瓦当及竹木简牍的出土,为我们全面了解汉晋帝国对郡县一级的管理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提供了新材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说,城坝遗址是川东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出土遗物1000余件,初步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

  从2014年开始,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调查、钻探,确认遗址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在遗址核心区“大山梁”的顶部确认了至少四座大型夯土台基,每座台基上都坐落着规划有序的围墙院落和建筑群。2016—2018年,经发掘,确认大营盘梁人工台基顶部分布着三座院落,呈“品”字形布局,始建年代为庙底沟二期晚段,沿用至龙山时代末期。大营盘梁最南端是一个小型广场。在大型房址、院墙、广场的夯土中,多次发现以猪下颌骨、玉器奠基的现象。大量精美玉礼器、板瓦、筒瓦,加之规划有序的高层级院落布局、宏大的夯土台基工程,共同构成该遗址作为区域核心聚落的基本要素,对于研究史前中国区域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及“早期中国”的形成等具有重要价值。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说,以遗址为中心,可以把周围串起来,填补该区域时段的空白。

  此外,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目前出土蹲踞葬的人骨化石一具,是中国年代最早的可确认葬式的墓葬,也是广东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距今1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还发现了华南考古年代最早的穿孔蚌器、距今1.7万年的广东年代最早的陶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青塘遗址是华南史前考古的新突破,“从中可以看到区域性人类发展演化的总体格局和脉络,为探讨人群在华南和东南亚的扩散、迁徙、适应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宏观视野和区域性视角。”

  为考古发掘手段提供新的探索

  陈星灿介绍,在这些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的方法和手段越来越被重视。精细发掘、综合性方法的应用也成为趋势。“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遥感考古等多学科,在考古中都有具体的应用。”

  “今天的发掘与过去相比更为精细了,多学科的介入、手段的丰富,让我们‘看’的东西更多了。”宋新潮评价说。

  以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为例,从2016年开始,考古队对遗址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调查确认遗址范围约3平方公里,以自然冲沟和人工壕沟围成一个封闭区域。在遗址东区中部发现一座面积10余万平方米的城址,西邻鲁家河河道,其余三面由夯土墙围合。城址区外围为一般居址区和墓葬区。勘探发现墓葬共4处150余座。特别是考古人员运用多种手段,发掘并保存了陶器、漆木器等珍贵文物。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种建荣说,考古发掘中,我们贯彻精细化发掘,将实验室考古和田野考古结合。

  此次考古发现还推荐了国外考古新发现。目前,40项中外合作考古项目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洪都拉斯科潘遗址是玛雅文明重要的贵族居址,一直都是美国学界的“主场”,但近些年出现了“中国声音”。2015年起,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带队的社科院考古所科潘考古队走进南美洲热带雨林,探索玛雅文明最繁荣的城邦,通过对8N—11号居址的发掘,逐步厘清贵族院落的发展演变过程,发现的24座墓葬中出土了精美的玉饰。近4年的发掘为深入认识科潘城邦的社会结构、贵族与王室的关系、社会变革及其衰落等提供了新材料。

  本版制图: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9年01月11日 12 版)


品茶看戏 正山堂联手艺术家张建国弘扬京剧

人民网北京1月9日电 正山堂“张建国2019‘一月一经典’演出年”项目1月3日在梅兰芳大剧院正式启动。该项目以《世界的中国元素之国粹正当时》为主题,以每月一出经典剧目演出的方式,共同打造12场国粹演出。据悉,1月28 日,首场公演将以经典传统戏《四进士》开场。

茶乃国饮,京剧是国粹。“品茶看戏,出茶入戏。这两种传统文化是相通的。将两种传统文化有机融汇,不仅是弘扬中国文化,也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下创新的一种诠释。”京剧老生“奚派”杰出传承人张建国在接受采访时说。

据悉,《世界的中国元素之国粹正当时——张建国 2019‘一月一经典’演出年》演出剧目中,既包括奚派经典剧目《范进中举》《白帝城》,也包括传统老戏《失空斩》《赵氏孤儿》等。

福建正山堂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江元勋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我们要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茶与京剧都是中国文化的代表,通过“张建国2019‘一月一经典’专场演出年”项目,将红茶文化与京剧艺术相结合,以出茶入戏作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提升了我们的品牌影响。

江元勋作为金骏眉的研发者,对茶叶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江元勋讲述了中国红茶诞生与发展的故事。他说,“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茶不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而变成‘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茶叶背后的文化需要被更多地发掘出来。”(袁婷 周璨晨)


书写波澜壮阔的中国

  制图:蔡华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1978年到2017年,出版社由105家增长到585家,年出版图书品种由近1.5万种到超过51万种,图书纯销售额由不足10亿元到超过900亿元,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出书品种与印数最多的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无疑,是出版改革成就了出版大国,支撑向出版强国的迈进。

  深化体制改革

  中国出版扬帆起航

  出版改革的本质是适应人民群众解决书荒的呼声,通过对现行书业生产关系的调整,来解放和发展书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979年12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湖南长沙举行。会议提出将地方出版社“三化”(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定位调整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方针,与此相匹配,提出有条件的省份可以由一家综合出版社分解出若干家专业出版社。这个重要调整,为地方出版社“松了绑”,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

  5年后,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提出“要学会用经济杠杆,推动精神生产”“使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等观点,连同而后进行的三项制度改革,把编辑出版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空前释放出来,促成改革开放初期出版业的繁荣局面。

  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下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一般出版单位和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类等报刊社,逐步转制为企业。到2010年,除少数出版社外,其他出版社已转制为企业,部分出版社进行了公司制改造。与这种出版社改革进程相伴随,出于集约化、做大做强的考虑,一批出版集团应运而生,有的发展成为上市公司,显著增强出版产业的力量。

  此外,通过鼓励和引导个体经济、民营经济进入图书发行领域,进而从发行领域进入到出版领域,民营书业成为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而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出版经济制度。

  出版物数量质量攀升

  中国故事越讲越精彩

  出版改革的目的是,使出版生产关系适应出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出版生产力发展与否,首要标志是出版物的质量是否真正提高,数量是否显著增长。

  从“买书难”到“选书难”,表明出版改革的巨大成功。1979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反映“书店里的书少得可怜”“邮购部门又常常无书供应”的两封读者来信,一时引起共鸣。而到了2016年,我国年出版图书499884种,百万人均361.52种,总印数90.37亿册(张),每人可拥有图书6.53册。从改革之初的“买书难”到最近几年图书品种的极大丰富,反映的不仅仅是图书量的增长,还表明包括主题出版、精品出版物在内的优秀图书给读者提供了更优质的精神食粮。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出版成果丰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二版)出齐;《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齐;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文集或选集及时大量出版,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等著作及时大量出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做出了积极贡献。

  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有大批精品问世。新版《孙中山全集》《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曹禺全集》《闻一多全集》以及大量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功不可没。

  科技著作出版可圈可点。《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实用儿科学》、《工程控制论》(修订版)、《值分布论及其新研究》、《泌尿外科》、《中国矿床》(上、中、下)、《中国针灸四大通鉴》、《肾脏病学》等先后出版,有力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数字出版,全民阅读

  读书正在进入每个人的生活

  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传统出版社与新技术之间的融合正在产生化学反应,优质的出版内容、快捷的传播方式、新型的阅读设备、不断升级的服务模式,都为出版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2017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突破7000亿元。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出版业成长性良好的重要板块,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技术进步不仅仅停留在出版产品和出版服务基层,技术同样正在重塑出版业角色——从原本的内容生产者逐渐转型为知识服务者。近年来,传统出版单位转型升级、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出版集团、出版单位显著加大了对学科知识库、网络大数据、数字教育服务三大业务的投入。

  全民阅读越来越受重视,正从整体上提升全社会的文化水平。10多年前,中宣部等11个部委倡导并开启全民阅读活动。2012年,“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此后几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把“倡导全民阅读”“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作为政府工作加以部署。201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把全民阅读作为重要内容予以强调。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更明确了“图书馆的职责和主要任务就是为全民阅读服务”,并且鼓励社会、公民建设公共图书馆,为群众开放的图书馆可以捐建者名字命名。《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的颁布实施,有力推动了全民阅读基础设施的建设,全民阅读正在成为国家战略。

  全民阅读的工作政务正由软约束转化成为硬约束。一些省份和副省级城市已经为全民阅读立法。400多个城市设有读书节。全国有农家书屋60万家,职工书屋10多万家,还有社区书屋、军营书屋、企业书屋、干部书屋等,应有尽有。

  走出去,引进来

  让世界关注崛起的中国

  2003年施行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正式实现了出版发行领域的全面对外开放;2005年,国务院将“出版走出去”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2006年,中国出版业走出去被正式写入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传播渠道拓展工程”“丝路书香工程重点项目”为代表的18个国家主导项目接连登场。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同包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等在内的7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关系,签订资助协议累计2676项,涉及图书品种达2973种。一些实力较强的出版集团、出版社收购国外出版社,在国外创办分社,或者直接成立国外分公司,进行跨国经营亦不在少数。

  2017年,我国图书、报纸、期刊累计出口2172.02万册,出口金额7831.81万美元。版权进出口方面,版权逆差显著缩小。从近几年输出的优质图书主题看,反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图书,反映我国重大经济、政治、外交战略的图书,反映中国特色改革探索的图书,反映我国重大科技最新成果、重大工程最新技术,甚至是国家科学技术前沿领域创新和发现的图书,正在成为我国图书输出的重要领域。这些输出图书从不同方面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推动全世界越来越关注一个崛起的中国。


  《 人民日报 》( 2019年01月08日 20 版)


885件文物再现“宫廷过年” 展期从1月6日延续至4月7日

  原标题:885件文物再现“宫廷过年”

  故宫“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展出文物多来自于乾隆中期,展期从1月6日延续至4月7日

  1月6日上午,故宫午门-雁翅楼展厅里的“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以破纪录的885件(套)文物恢复多种昔日皇宫过年的装饰、活动。展览从1月6日(腊月初一)延续至4月7日(三月初三)。

  策展人告诉记者,此次展览参展的年代主要是乾隆朝中期,因为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当时的过年场景具有代表性。

  上千件物品装饰紫禁城

  昨日上午,观众登上午门城楼进入展厅。铁门两侧布置了两块屏幕,古代门神、年画在屏幕上“动”了起来,寓意吉祥如意,动作憨态可掬。

  午门-雁翅楼展厅是故宫面积最大、功能最全、规格最高的现代化展区,屡屡承办故宫重要展览,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展”等均在此亮相。而此次午门正殿和东西雁翅楼展厅也迎来了史上最丰富的一次展览——“紫禁城里过大年”展出文物885件(套),文物数量创故宫展览历史纪录。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过大年”展览改变了展品“排队”的摆放方式,让文物呈现更加立体。例如书画和器物对照摆放,较多地使用复原陈列等。展览也采用了动画、视频、音乐、投影、熏香等多种技术手段,丰富观众的感官体验。东雁翅楼根据《乾隆帝岁朝行乐图》搭建了布景,观众可以走进去照相,还能在西雁翅楼盖印章留念。

  这也是故宫史上占用面积最大的一次展览。除了展厅内的文物展陈,整个紫禁城开放区域都属于展览的实景体验部分。最近一段时间,观众已经能看到,道道宫门都张贴了门神,宫殿门口悬挂着春联,乾清宫和皇极殿廊庑下装饰着华美的宫灯。后续,乾清宫的丹陛上下还会竖立起高大的天灯、万寿灯。紫禁城内装饰的清廷春节用品仿制品,数量超过1000件。

  “新老融合”复苏旧年月

  此次“紫禁城过大年”充分体现了“新老融合”,观众既能体验新技术、新媒介,也能感受到老习俗、老风味。

  乾清宫东庑将举办“宫里过大年”数字沉浸体验展,以数字技术、虚拟影像、动作捕捉等科技手段,呈现紫禁城传承丰厚的年节文化。展览分为冰嬉乐园、门神佑福、花开岁朝、戏幕画阁、赏灯观焰、纳福迎祥六个部分,存在于书画、器物的祥瑞与期许,将苏醒于沉浸体验中。

  故宫还研发了近百种与“过大年”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分为福禄寿系列、门神系列、岁朝系列、婴戏系列、冰嬉系列等,涉及贺岁礼盒、纸品书签、帽饰丝巾、茶器水具等品类。

  同时,代表“老”的老字号也将组团进宫。

  1月28日(农历小年)至2019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八)期间,故宫慈宁宫花园、慈宁门外广场,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10个省(市)的145家中华老字号企业,将在宫里展示传统小吃、特色美食、保健食品、丝织服饰、生活用品、文房用品、首饰玉器、文化创意类工艺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品等产品。

  看点1

  五位皇帝御笔“福”字跨时代聚首

  午门正殿和东西雁翅楼展厅此次展出的文物,都是清代皇宫过年时使用的物品。

  例如,展厅中有5张“福”字拼在一起,似乎寓意“五福临门”。其实,这5张“福”字大有来头,分别出自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位皇帝御笔。

  皇帝写“福”字是清朝宫廷的习俗,每年腊月初一皇帝用“赐福苍生”之笔在龙笺上书写第一个“福”字,贴在乾清宫,再写十余幅贴于其他宫中。之后,皇帝还会陆续写一些福字,赏赐大臣与外藩。

  看点2

  金龙大宴桌展示豪华“宗亲宴”

  “身临其境”是此次展览的一大特色,展厅中动用文物组合还原了“宗亲宴”场景。展览参照乾隆四十八年(1783)膳底档的记载,仅此一个场景便动用超过100件文物,呈现了宗亲宴上的金龙大宴桌与宗亲宴桌。

  展厅中的金双龙钮云龙纹编钟等乐器组合,还原了中和韶乐的场景。中和韶乐是明清两代举行祭祀、朝会、宴飨等重大活动时使用的宫廷音乐。新年之际,王公大臣、皇子宗亲在太和殿和乾清宫向皇帝行礼时,均需演奏。

  看点3

  金瓯永固杯讲述“明窗开笔”往事

  在《国家宝藏》第二季中亮相的金瓯永固杯也参加了展览。

  这只华丽的杯子也是清廷过年的重要道具之一,用于明窗开笔仪式。

  开笔书吉语是皇帝新年举行的第一次书写仪式,元旦的零点,皇帝在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处放金瓯永固杯,倒入屠苏酒饮下。

  皇帝亲自点燃玉烛台上的蜡烛,把万年青笔在八吉祥炉上熏一下,书写吉语。(记者 浦峰)

  看点4

  《冰嬉图》重现清代“滑冰达人”

  此外,展览中张为邦、姚文瀚所绘的《冰嬉图》罕见亮相,这幅体现古代中国人冬季运动的作品,近年随着北京筹办冬奥会走红。

  此图描绘了腊月初八太液池冰嬉的场景,表演的核心是转龙射球项目,队伍中还有各种“花样滑冰”和杂技表演,如倒立、舞刀、叠罗汉、舞中幡、托鹰鹞等。

  此次展览所复原的物品、还原的场景均于史有据,呈现的是清朝鼎盛时期的过年场面。这些资料均来自于故宫文物藏品和档案文献,最大限度地还原清代皇宫过大年的场景。(记者 倪伟)


郎朗许巍乐当“配角” “艺术+科技”点亮乡村孩子的梦想

人民网北京1月6日电 (汤诗瑶)“田埂上的梦想——艺术行动音乐会”4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钢琴家郎朗、音乐人许巍、舞蹈家邱思婷等知名艺术家在舞台上开心当“配角”,主角是来自雄安新区的三支小学生合唱团和端村学校芭蕾舞社团、打击乐社团的孩子,以及从快手平台海选中胜出的大凉山彝族玛薇少儿艺术团代表和全民K歌儿童新星代表。著名词作家乔羽通过视频连线,鼓励乡村孩子们在艺术道路上勇敢追梦。

音乐会由腾讯和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联合举办。音乐会上,钢琴家郎朗与河北雄县五年级学生刘念合作四手联弹《幻想即兴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雄安新区雄县第一小学白翎合唱团的孩子们现场表演;在小提琴演奏家劳黎的伴奏中,雄安新区雄县第三小学天籁之声合唱团、安新小学淀边娃合唱团的孩子们合唱了民歌《茉莉花》《半个月亮爬上来》《黄杨扁担》《小放牛》;音乐人许巍17年来首次改编成名作,并与雄县第三小学天籁之声合唱团、雄安新区的安新小学淀边娃合唱团的孩子们合作演出《且听风雨》《蓝莲花》,鼓励孩子们永不放弃追寻艺术梦想;“东方芭蕾公主”邱思婷和雄安新区端村学校芭蕾舞社团的孩子们合作表演了芭蕾舞《天鹅》,“田埂上的芭蕾”惊艳了全场;少数民族歌手茸芭辛那和自由意志人声乐团也与雄安新区端村学校打击乐社团的孩子们一起演出了节选自《狮子王》的曲目。孩子们质朴而纯净的歌声,在音乐中翩翩起舞的娇美身姿,节奏欢快动感十足的打击乐表演,感动了所有观众,台下的掌声此起彼伏。

2017 年 11 月,腾讯携手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发起“艺术行动”乡村孩子艺术教育普及公益行动,联合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爱乐乐团、中国交响乐团等十余家国家级顶级艺术院校和专业院团,共同探索“互联网+艺术教育”的乡村艺术教育解决方案。项目在雄安新区端村学校率先启动,同时对雄安新区的311所中小学展开了深入调研,从乡村艺术教育存在“缺内容、缺老师、缺硬件、缺舞台”的痛点出发,提出“互联网+艺术教育”整体解决方案,涵盖“线上课程、线下培训、教学实践及社团组建、成果汇报”四个部分,形成完整的教育闭环。“艺术行动”还为老师们准备了线下培训课程,2018年暑假期间,“艺术行动”联合首师大专家团队,为雄安新区700余位艺术教师提供美术、音乐课程的线下师资培训,提升雄安当地的艺术教学能力,并通过线上直播,把培训覆盖到全国范围内其他小学的艺术教师。

“艺术有大力量,艺术点亮梦想”,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名誉理事长李风认为,艺术思维能启发孩子们的智力,在这次演出中,观众都能感受到艺术给乡村孩子们带来的改变和成长。他说,“基金会一直专注于普及乡村艺术教育,提倡用艺术战胜贫困,正是希望可以通过艺术开阔乡村孩子的眼界,帮助他们塑造信心,点亮他们的梦想,提高他们对未来生活的能力。”

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表示,“艺术行动的梦想不仅仅关乎艺术,数字时代的真正创新来自于那些能将艺术和科技完美结合的人。下一代对于文化的感悟力、美的欣赏力和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都是开创未来的基础,腾讯将探索运用更趣味化、互动性的方式继续推动艺术教育普及。”

王馨瑶是来自雄县三小的四年级小学生,梦想当一名音乐老师。被问及为何有这样的梦想,这个活泼的小女生说,“我想把我学到的音乐分享给别人”。她的老师李景告诉记者,每每要上艺术课时,孩子们都发出“哇”的声音,是种很兴奋的状态。李景也是在参加2018年“艺术行动”的美术夏令营和音乐夏令营后,组建起了雄县三小的天籁之声合唱团。

此次音乐会,正是腾讯和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共同发起的“艺术行动”公益项目的汇报演出。音乐会通过腾讯云技术支持在近20家直播平台同步直播,面向全国尤其是乡村地区的孩子,同时号召热爱艺术的乡村孩子们,勇敢地通过“艺术行动合唱节”、“艺术行动圆梦计划”展现才华,为他们圆艺术之梦。

据悉,“艺术行动”公益项目还将与腾讯云叮当合作,将语音识别、人机对话等AI技术与优质艺术内容相结合,以趣味互动的形式,增强孩子们学习艺术的兴趣。“AI艺术老师”不仅会介绍全世界的经典艺术作品,还能在线回答孩子对艺术作品的各种问题,如莫奈是谁?梵高的代表作有哪些?……让那些远离城市,平时较少有机会去看博物馆、美术馆的乡村孩子们也能零距离接受一流水准的艺术熏陶。


嘉德艺术中心“神奇的光立方”使传统文化更具吸引力

  光明网讯(记者 刘洋)2019年1月4日下午,嘉德艺术中心举办“大雅宝甲2号大团圆”活动,徐悲鸿、李可染、李瑞年、董希文等新中国美术史奠基者的后辈们齐聚嘉德艺术中心,共同回顾他们在“大雅宝甲2号”生活和成长的动人往昔。

  这次活动,以嘉德艺术中心和李可染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展览为背景。力求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居住在北京“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美术家们的历史现场,展示百余件与其命运相牵的艺术家作品,不仅囊括了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董希文、李瑞年、黄永玉等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艺术前辈,亦呈现了部分艺术家子女的作品。

  展厅尝试,以当下的空间呈现历史现场,以此勾划出20世纪中国艺术生态的一个侧影。力图恢复大雅宝院落的昔日布局,使观众沉浸于“此情此景”之中,体味两代艺术家的往昔生活如何影响了新中国美术史的大格局。展厅内,

  大师们生前居住的胡同、院落、工作室、经过光立方科技团队以多维、全场景的形式再现,构成一部集地理和人文于一体的艺术家年鉴。来到序厅,可以用VR智能桌面互动,看到大师们的影像、年表、寓所地址、以及他们的亲情、友情、作品等等,观众能通过三维可视化的方式,了解艺术家们当年在大雅宝胡同居住时的人、事、地、物的全景式信息,融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于一体,引人入胜。

嘉德艺术中心“神奇的光立方”使传统文化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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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董沙贝《大雅宝胡同甲2号前院》作品再创作

嘉德艺术中心“神奇的光立方”使传统文化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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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厅,展览借助光立方科技技术,全景式再现了李可染在大雅宝胡同居住期间的书房——“有君堂”。展厅的出口,以董沙贝的作品为依据,用光立方科技的“光场技术”真实的展现了《大雅宝胡同甲2号前院》。观众能走进“院内”参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参观者的全息影像就会被摄制下来,扫描到手机,网络上保存、也可任意选取自己中意的每个动作和侧面,将其放大与下载,制作成艺术照片或油画,还可根据个人喜好对小院内树木做四个季节的调整。

嘉德艺术中心“神奇的光立方”使传统文化更具吸引力

  记者现场获悉,这种多维数字景像,是由南京光立方科技团队制作的。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这个团队,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曹汛教授介绍说,这次制作,运用的是主体重建显示技术及装置,包括高精度三维重建,无标记动作捕捉,和沉浸式交互等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研究和实践积累,他们现已拥有全球最先进的高精度三维重建系统,动作捕捉系统和配套的相关沉浸式交互产品。重建精度在国际公开测评中曾连续七年排名第一。这一技术用途广泛,用通俗的话说,该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以下领域:

嘉德艺术中心“神奇的光立方”使传统文化更具吸引力

  智能数字博物馆、红色革命遗址、革命文物和红色教育基地数字化

  我国虽然有数百个大型博物馆,馆藏文物达几十亿件。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局限,能到博物馆参观的人数比较少,为此,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发出通知,要求建立网上博物馆。利用这一技术,可以对文物进行3D拍摄,使每件文物多维、立体,形象逼真的展示给观众,观众参观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放大、缩小,可以反转观看,配以艺术的布展背景和说明,使网上数字博物馆更具吸引力。

  我们党建立以来,经历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斗争,留下了大批革命遗址、革命文物,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革命人物。目前,已建成了近百处红色教育基地。但是能去参观者,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也不大,可利用这一技术,对革命遗址、革命人物、革命文物、进行3D拍摄,制作成三维空间,形象逼真的数字网络红色教育基地,使红色传统走进工厂、企业;走进校园、课堂,走进乡镇、街道,进行形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为此,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0年)的意见》明确提出“适度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强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的互助性、体验性,对革命文物进行全景式,主体式、延伸式展览宣传”。

  文物、文化艺术品识别鉴定和文物生命周期管理

  光立方科技还拥有高精度的光谱识别能力(以下简称“光谱技术”),由于文物、文化艺术品用料不同,颜色各异,用这一技术拍摄制作的文物,书画和各种艺术品,数字成像后,其光谱“DNA”具有极强的保真功能,任何仿制品、赝品在与其光谱比照时,都会原形毕露,是文物、文化艺术品防伪的重要手段。同时光谱技术能够高效地分析地质遗迹、石质文物、壁画、古画、漆器等文物的风化与剥离程度,生成文物“体检”报告给与有效建议,可以更好的进行文物生命周期管理,有力地推动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和数字化保护工作。

  大中学校、实验室的模拟实验器材、应急安全教育和部队的模拟训练

  今年,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大力推进学校的教材和实验室模拟实验。“光场技术”,能把学校实验室所需的大部分实验器材和流程、多维、全景式的模拟出来,可翻转观察,可拆卸、切面、解剖,即轻便实用,又价格低廉;目前,世界各国都重视安全教育,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安全教育更应重视。利用光场技术,可以模拟出洪水、火灾、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多种疫情,各种化学物品爆炸,多种样式的突发事件和恐怖袭击,以及人为伤害等场面,传播自救互救、以及应对各种灾害的知识、技能和方法,对学生、社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由于这种数字化模拟,是立体的、全场景、大纵深的,受教育者可以进入场景,与灾害场面互动,真实的进行切身感受,必将有更好的效果;部队的模拟训练,也可以利用这种技术,模拟各种训练场景和器材。

  文化旅游爱国主义教育

  我国的名川大山,旅游胜地,可以用这种技术,制作成高清晰度的三维数字景观,通过光立方科技的人机互动,让人们在与旅游地相同场景中,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即为旅游地做了宣传,又让更多的人了解旅游地“盛景”,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还可以用这种技术,制作国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主体内容,用三维重建系统和沉浸式交互技术制作出集人物、场景、装备于一体的数字广场,或数字隧道,让参观者以浓厚的兴趣在与场景的互动中,掌握知识、感受国家发展的历史。

  影视、广告、传媒

  传统的影视需要大批真实的演员与场景,一丝不苟的排练和演出,光场技术则只需要场景的参照物和演员的标志性动作,即可把影视内容虚拟出来。国内首部真人CG电影《爵迹》,就是融合了光立方科技团队的技术制作。过去摄制电影经常需要用成千上万的演员和无数场景,耗时长、成本高,动辄上亿元;用这种光场技术,可以实现快速、高效、逼真的云端重建,能大幅度的降低成本、提高时效;过去的动漫,需要一笔笔的在电脑上描画,一部片子的上万个镜头,需要无数制作人员长期的伏案工作,而用这种技术,能够极大地增强制作效率和成片效果。

  新闻联播、直播,特别是体育赛事直播

  运用这一技术制作的电视播放内容,可以逼真的还原不同空间,与光线的三维动态形象,使观众如同相处一个3D的真实环境中,直观新闻发生的现场;在体育竞赛中的现场直播,更有纵深和主体感,即可视直观全局,也可把关注的细节和动作放大,让观众了解每个细节。

  将主流的精神文化IP赋予人民日用生活中

  光场技术将文物与艺术品充分数字化以后,使得文物地IP开发更为便利。自信的、积极的、向上的文化素材从一件件精美绝伦顶级艺术品走入人民群众日用生活中。一方面符合党中央对文化自信的倡导,另一方面也符合中国市场消费升级和人民群众审美能力升级的要求。通过光立方科技向商业端授权,一批红色的、革命的文物也将真正“活”起来。

  展览现场的观众告诉记者,现代传媒手段日益丰富,光场技术是一种崭新的宣传技术,使宣传内容更有知识性、趣味性和感染力,为党的宣传工作插上了金色的翅膀。

嘉德艺术中心“神奇的光立方”使传统文化更具吸引力


读平常书出非常文章(半日闲谭)

  文章多从常书来。奇书当然可读,不经见之书,里面或别有洞天,收藏异珍,然则一味去寻奇门遁甲,非秘籍奥卷而不读,也是走偏了。

  平常书其实是富矿,前人发掘了,貌似发掘尽了,其实不然。寻常书经典书,以各自眼力与眼光,也可以读出自家精彩来。

  

  姚鼐是清朝桐城派三祖之一,“鼐工为古文,方康熙年间,同邑方苞名重一时,刘大櫆继之”,桐城派三驾马车,以谁为首,文无第一,不太好说的,有论是:“论者以望溪(方苞)之文质,恒以理圣,海峰(刘大櫆)以才胜,学或不及姬传(姚鼐),则文与理兼至。”方苞不曾包首,刘大櫆不曾为魁,姚鼐倒算桐城之鼎鼐,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

  文学概论云,文章多生活来。这个指定是不错的,富贵生活出文章,贫穷生活更出文章,只是贫穷生活出的文章未必贫未必穷,富贵生活出的文章未必富未必贵,或者贫穷生活出的文章比富贵生活出的文章更贵。姚鼐祖上曾经阔过,高祖姚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享名宦祠祀,不过到了姚鼐他爹,沦落为布衣。富贵出文章,贫穷出文章,由贫穷转富贵难出大文章,难出好文章,由富贵转贫穷出大文章,出好文章。

  生活出文章,读书也出文章,没生活出不了好文章,不读书怕也出不了好文章。姚鼐文章是从生活出的,更是从读书里出的。“先生幼时家贫,体弱多病而嗜学,澹荣利,有超然之志”,饭不饱肚,而书饱腹,“衣食或不给,意淡如也”,天生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先生貌清而癯,如不胜衣,而神采秀越,风仪闲远,与人言终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自少及髦,未尝废学。”这才是读书的好种子,风仪闲远,跟人讨论,从不张牙舞爪,“虽学术与先生异趣者,见之必亲”——学术与之异趣,见之必骂,读书人之杂种相;学术与之异趣者,见之必亲,读书人之标准像。

  文章多从书中来,从甚书中来?姚公作文一生,行将老至,文章与道俱老,“乞终养故里”。不有积学,安有真传?仿佛武林高手,杏林老医,待到其道与人俱老,方可传得卓见。姚公老归故里,“翁覃溪学士来乞言”,老道只道家常,姚公便将毕生读书心得凝为要诀,箴言与教:“时贤皆欲读人间未见书,某则愿读人之所常见书耳。”

  文章多从常书来。奇书当然可读,不经见之书,里面或别有洞天,收藏异珍,然则一味去寻奇门遁甲,非秘籍奥卷而不读,也是走偏了。源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吃饭睡觉,是佛家之道,睡觉吃饭,是作家之道——用口头语言表达眼前风景,读平常书写出千古文章,也是作家的家常。

  鲁迅曾给人开列必读书单,计有《唐诗纪事》《唐才子传》《世说新语》《唐摭言》《论衡》《今世说》等;梁启超给人开列书单,计有《诗经》《楚辞》《说文解字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四书》《易经》《书经》《诗经》,还有胡适等诸公,也给人开列过人生必读书,大家叫人读书,没打诳语,偶或有一本两本“人间未见书”,多半正是在传姚公心法,“某则愿读人之所常见书”。

  读人间之所常见书,自是缘于其书易得,无须费心巴力,花大价钱,倾毕生精力,或可觅得一部“六十四卦”,多成书蠹,难成书家;更是缘于人间常见书,道的是人间家常,人生梦想,《金瓶梅》写的是市井人,用的是市井语;《红楼梦》虽写富贵人家,其人情事理却是人人固有的人性与人生;《三国》与《水浒》,便是存在过的历史与正在发生的现实;《西游记》有点怪力乱神,也多见儿时在瓜棚底下,听爷爷奶奶讲故事,其神话者,也是人、物、神三合一,给人喝的也是三合汤。

  平常书其实是富矿,前人发掘了,貌似发掘尽了,其实不然。这个不是深山开煤矿,将煤挖出了,就资源尽矣,后人再也挖不出煤。书,不是煤,书之资源,有其无穷尽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智貌似已见尽,忽然时代前进了,时代有新见识了,再以新见识去发掘经典寻常书,你便独可见,寻常之书有非常。

  “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或有失,吾岂必屈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儒学研究,到了程颐与朱熹,有谓其理发掘尽了。尽了吗?永无尽头,程朱悟儒,也是有错误的,其之错谬,你不必屈从,程朱也不霸道,不准你正之;程朱掘儒学,单只有错?也定有没发掘的,正是阁下显身手之时;读《红楼梦》,他读人物,你读风物,他读出典型来,你读出典章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他的文章或读出来高峰,你换只眼,也可以做出文章来争锋。经典寻常书,或只有一本,而其中之“微”与其中之“蕴”,可有十百本,千万本,此平常书之无尽藏也,而敢思善思者得之。

  姚鼐文章厉害,江苏嘉定(今上海市)王鸣盛便不服,他曾对戴震说:“吾昔畏姬传,今不畏之矣。彼好多能,见人一长思并之,夫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畏也。”姚鼐也是有失的,吾岂必屈从之哉。读书之乐趣便在于此,寻常书经典书,以各自眼力与眼光,也可以读出自家精彩来。


  《 人民日报 》( 2019年01月05日 08 版)


回归戏剧本体(名师谈艺)

  戏剧的研究、教学不应该束缚创作者的手脚,而应该和创作者一起夙兴夜寐,不断探索新的途径,以发展戏剧创作百花齐放的局面

  

  我从1962年开始任教于中央戏剧学院,至今仍在教学一线讲授戏剧理论基础和戏剧美学等课程。多年的教学生涯让我对戏剧学科及以戏剧为代表的艺术类学科建设有一些心得体会,在此与大家分享。

  戏剧学科在教学过程中特别强调学生基本功,归纳起来是两方面:一是艺术鉴赏力,二是对该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现在一些学校对这两个基本功不重视,什么东西能赚钱就学什么、教什么,这是应该纠正的。我给戏文系上课时有两点要求,一是多读经典,二是好好理解什么是戏剧,坚守戏剧本体。戏剧理论、戏剧美学是研究戏剧本体的学科,它需要研究者掌握解读作品的能力,多读经典可以加强这方面能力,从而提高艺术鉴赏力。艺术鉴赏力不是对戏剧学科专业人士的特殊要求,而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我多次参与教材编写工作,发现无论是对基层干部的普及性教材,还是非艺术类本科的艺术修养课,都会把培养艺术鉴赏力作为教材编写的主要目的。

  好好理解什么是戏剧,就要从戏剧本体出发,对戏剧性这一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重新组织戏剧情境。具体来说,创作者在进行作品构思时,不应该主题先行,给作品先扣上一个概念化的帽子,而应该从人物自身出发,把人物在作品当中产生的行动,所处的具体情境和行动背后的心理动机分析出来,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升华,这才进入了戏剧形式的建构。当前,实验戏剧很“火”,许多作品标榜自己是实验戏剧,但其实是打着实验戏剧的名目远离戏剧,所以英国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说,现在很多实验戏剧演出的东西是“戏剧故事会”“戏剧小说”之流。这就是对戏剧本体不了解的后果。戏剧是什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时时强调,务必让学生明白。

  戏文系的学生将来从事戏剧创作,势必要面临创作入门这个问题,必须从形体、对话、独白等这些最基本戏剧动作入手进行了解,然后再通过大量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慢慢进入大戏。说到基础训练,许多表演系开设小品训练课,自编自导自演,我觉得这个课程更应该是戏文系的,根据自己经历的事情编创小品来观察生活,演的也是自己。相反,我认为表演系的学生应该一开始就进入成熟片段中扮演角色,通过扮演已经成功塑造的形象来培养演员的实践能力,“演自己”如果长期作为一个训练手段其实不利于表演教学,这也是当下社会上诟病许多年轻演员无论演什么戏,都仿佛是在“演自己”的原因。这些年我们戏文系和导演系合作小品课,戏文系的老师负责小品,在排戏过程中会请导演系老师帮忙,效果很不错。

  据我了解,一些中小学已经开始涉猎戏剧课程了。戏剧功能有很多,以外国流行的“社会戏剧”为例,通过让父亲和儿子变换角色,父亲扮演儿子,儿子扮演父亲,位置调换后浸入式体会关系的调整,能够让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戏剧进课堂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展,这说明现在越来越重视戏剧基础教育,人们越来越了解戏剧的意义,从戏剧工作者到戏剧爱好者也都在积极推动戏剧教育,这非常好。我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希望无论戏剧的受众是否业余,但戏剧的传播者要有一定的专业性,否则就容易把路子带偏。

  近几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不断发展,创作题材日益丰富多样,在艺术形式上,也必然会不断开拓新的途径,这是大势所趋。戏剧的研究、教学不应该束缚创作者手脚,而应该和创作者一起夙兴夜寐,不断探索新的途径,以发展戏剧创作百花齐放的局面。

  (张永明、任飞帆采访整理)

  谭霈生,出生于1933年,天津市蓟县人,戏剧理论家,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著有《论戏剧性》《世界名剧欣赏》《电影美学基础》《戏剧艺术的特性》《论影视艺术》《戏剧本体论》等。


  《 人民日报 》( 2019年01月04日 20 版)


二〇一八年文艺创作亮点纷呈

  2018年中国的文化艺术创作情况如何?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举行2018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介绍2018年艺术创作情况。据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明文军介绍,2018年艺术创作呈现出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提升文艺原创力、精心开展系列艺术活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入融合等若干特点。

  2018年,在舞台艺术方面,通过新创、复排演出和鼓励移植等方式,全国推出重点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近50部,涌现出京剧《红军故事》、话剧《船歌》《赛罕长歌》、儿童剧《鹬·蚌·鱼》《北京童谣》、沪剧《敦煌女儿》、豫剧《重渡沟》、黄梅戏《老支书》、舞剧《天路》、交响音乐会《浦东交响》、民族歌剧《命运》等优秀现实题材作品。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组织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创作的共243部优秀现实题材作品的演出,场次超过600场。美术方面,以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现实题材为主要内容,组织实施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将于2019年上半年推出第一批优秀作品。

  明文军表示,2018年,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艺术创作提升计划、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戏曲振兴工程、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剧本扶持工程、戏曲剧本孵化计划、“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等工程项目的实施和推进下,文艺原创力不断得到提升。

  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摸索中,2018年,一些地区将艺术元素融入旅游产品开发和城市形象打造,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的故乡江西抚州市深入挖掘当地戏曲文化资源,成功举办了汤显祖戏剧节暨国际戏剧交流月活动,启动了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三翁戏曲小镇等戏曲生态文化保护试验基地建设,力求把抚州打造成“写戏、演戏、唱戏、评戏、看戏”的“戏曲城市”,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