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s 一月 2019

大学对接社会更精准(解码·教育体制改革④)

  核心阅读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高等院校的职责所在。

  清华大学深圳校区兼顾深圳的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接轨上海城市定位,合肥工业大学建立“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重视塑造学生的学科交叉和创新能力。这几所高校的探索和尝试,形成了更好的科教融合、产学互动的局面,也体现了我国大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有效提升的趋势。

  

  做好人才培养的蓄水池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自建立以来,发展势头良好。目前有在校生3000余人,累计毕业了近8000名学生。

  与本部相比,深圳校区强调发展交叉学科。比如开设了新能源交叉学科硕士项目、化学生物学专业招收制药方向的硕士生等。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3个研究中心——环境科学与新能源技术、数据科学与信息技术、精准医疗与公共健康,也都是交叉研究中心。“这些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设置,而需要多个院系配合完成人才培养,体现了深圳校区创新、跨界、交叉与融合的特点。”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康飞宇说。

  深圳校区的专业设置不仅考虑了本部的学科规划,还兼顾了深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比如海洋学科。海洋产业是深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深圳开展海洋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实际需要。

  深圳校区办学也有自身特色。康飞宇介绍,深圳校区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为主,强调实践教学、产学研合作,注重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我们与深圳市南山区共同建立了清华南山协同创新中心,促进跨学科团队的融合协作。”

  在康飞宇看来,学校就像个蓄水池,既蓄水、也放水。“我们密切结合深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部署,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的博士生、硕士生,他们都是来到蓄水池的水滴。很多人会选择留在深圳就业或创业,支持城市的发展,起到放水的功能。”康飞宇说。

  学科间交流带来新方向

  研究数学出身的冯建峰教授这两年竟然“盯”上了人脑中主管“奖励”和“惩罚”的脑区,最近他的团队又证明风险基因突变会干扰青少年大脑壳核的正常发育,相关成果都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上。

  冯建峰如今是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他带领的科研团队有29人,平均年龄36岁,专业方向则五花八门:数学、统计学、计算机、信息科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基础医学、心理学……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已被列入国家“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于2015年应运而生。据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介绍,该研究院建设既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也接轨上海“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定位。

  冯建峰称目前取得的科研成果是“沿途下蛋”:“我们的目标是‘顶天立地’,建设类脑智能研究与应用融合发展的前沿科技创新中心,引进和培养国际一流的科研人才。科学的高峰需要找到台阶拾级而上,走向人工智能要让机器学会生物与生俱来的‘智慧’,弄清大脑复杂的工作机制是第一步。”

  他们选择的入手处,就是患上抑郁症等的“疾病脑”。与传统的临床医学实验或理论研究不同,冯建峰团队的医学成果是“算出来的”。取得两项抑郁症研究成果的青年研究员程炜就是应用数学专业出身。“我能把抑郁症和睡眠质量不佳之间的关系找出来,得感谢学科交叉。”程炜说,不同学科间的交流给他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方向。“得益于多学科融通,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落地,既面向国际前沿,也能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冯建峰说。

  他们也在探索构建“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目前,学院已与10多个企业、30多家医院建立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组建联合研究项目与课题,以便推动人才培养深入创新和产业实践。

  提高有效的科研供给

  在专利科技成果和产学研合作规模方面,合肥工业大学始终位于安徽高等院校的前列。

  在合工大科技合作办公室主任周琪看来,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的关键,是推动科技工作的供给侧改革,提高有效科研供给。自2016年初开始,学校探索将企业共性技术需求“传导”回学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第一线,建立“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对关键和重大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初步形成了“成果转化+转移中心+公共平台+科技金融”为一体的技术转移新模式。

  “以往是某个企业有困难,和学校单线联系,结果是点对点、碎片化、无组织、无计划,产学研合作也无法深入推进。现在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由学校帮当地企业摸底调研,之后双方对需求进行确认,招标立项,组织专家团队攻关。”周琪说。

  周琪介绍,根据企业需求,合工大每年编制面向科研团队招标的项目指南,以校地共同设立的产业创新引导资金为抓手,开展有明确技术指标要求和成果转化时间表的定向技术研发,实现了地方政府规划主导产业的发展、高校科研资源的整合、企业研发风险分担等多目标的统一。

  以安徽天长市为例,电缆材料、电子元器件、电气配电装备是当地三大支柱产业,企业对于关键技术的需求十分迫切。2016年12月,天长市与合工大共同建立了合工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天长分中心,对天长市100余家企业进行了集中调研。如今,技术转移新模式受到广泛欢迎,近两年的时间,“天长模式”设立的产业引导资金规模达每年度3000余万元。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在合肥市长丰县、阜阳市临泉县等多个县区得到推广。

  科研实践要成为练兵场

  几年前,还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的杨健勃,在“冯如杯”科技竞赛中自行设计出一款新一代机器人——细胞机器人。“这款机器人通过大大小小的球状体,按照不同方式排列组合,最后可以构成不同用途的机器人。”杨健勃说。

  毕业后,杨健勃成立了公司,专注于消费级机器人以及机器人开发平台。如今,公司已经打通了国际市场,他所取得的成绩,与北航多年来的人才培养改革是分不开的。

  2017年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施了建校以来最大规模的人才培养改革之一,即以“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书院管理”为核心,突出“北航设计、全球培养”,更加重视塑造学生的学科交叉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此,学校新成立“北航学院”,覆盖了80%的大一新生。

  学院里,学生们不再有“选错专业”的忧虑。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融合的大类培养模式,扩大了他们对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的自主选择权;导师制、研讨制、小班化为他们量身定制成长成才方案;学习、生活一体化的书院制社区,为他们提供跨学院、跨专业的交流平台;完全学分制下“1主修+N辅修”模式创新,使课程教学更灵活。

  培养创新人才是为了科教融合、产学互动。北航瞄准航空、航天、信息等领域的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让科学研究实践成为学生的“练兵场”。近5年,学校获国家级科技奖励近30项,其中有54位署名获奖者为在校研究生。创新创业已成为北航学生有远见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徐惠彬看来,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成为北航的新名片。如今,学生品牌课外科技活动“冯如杯”已连续举办了28届,吸引了7万余名学生开展创新研究。


  《 人民日报 》( 2019年01月21日 12 版)


大国屹立世界东方 丹青彰显时代气象(逐梦70年)

  开国大典(油画)
  董希文(靳尚谊 赵 域 闫振铎 叶武林复制)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开栏的话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各民族的大团结,中国的历史由此开辟新纪元。

  70年砥砺奋进,70年沧桑巨变。开国大典上那句响彻云霄的宣言犹在耳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大地上欢声雷动的情景犹在眼前。

  今天,人民日报文艺部特推出“逐梦70年”栏目,美术副刊以油画《开国大典》为开篇,由新中国美术经典逐一回顾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以及新中国美术随着历史进程一步步拓展的足迹,在经典的赏析中追忆,在审美的愉悦中感奋,在艺术的升华中体会民族精神的庄严与伟大。

  

  创作于1953年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描绘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性场景,以真实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表现方式,将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时刻,化为永恒的丹青华章。

  作品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基调,运用宏观开阔的构图方式,将天安门城楼的内景和天安门广场的外景浑然相连,视野宽广深远。作者董希文先生,以写实的造型手法塑造了人民领袖和开国元勋的精神风采,形象惟妙惟肖;对广场的人群队列和蓝天白云的描绘,则以写意的笔法,传达出舒朗明快的意境。在用色上,董希文将中国工笔重彩和敦煌壁画的用色特点融入油画色感,同时以新年画的装饰性贯通全局,整幅画面充满明亮雍容的色彩氛围,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开国大典》小稿,虽尺幅仅有20厘米,但画面结构的铺陈布局、场景构图的叙事安排、人物形象的勾勒造型显示出画家已胸有成竹,宏伟气象跃然纸上。《开国大典》以恢弘的场景、明亮的色泽和传神的形象,塑造了新中国的开国气象与大国风范,既具有历史真实性,又充满高昂的艺术感染力,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

  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历史进程中,董希文先生是一位为中国油画艺术和美术教育做出毕生贡献的艺术巨匠。他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浙江绍兴,自幼受到浓郁的传统文化滋养,曾先后在苏州美专、上海美专、国立艺专等五所美术专业学校学习,转益多师而博采众长。他成长于充满忧患和乱世纷争的20世纪前半叶,却有着高尚的人生目标和艺术理想,年轻时即展现出激越的艺术热情和创新的艺术才华。在研学西方油画方法的同时,他重视民族艺术遗产,独辟蹊径,走向西部,历时近三年,在敦煌莫高窟寂寞面壁,研究和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也深刻感受到西部边疆地区的自然风物与民族风情,从而将中国传统艺术的造型规律与特点转化为自己的表现语言,形成油画艺术的创新风貌。

  新中国成立之后,董希文以满腔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在油画研究和创作上提出重大学术命题,以“油画中国风”“油画民族化”为目标,进行深入探索。他立足中国大地,深入藏区,重走长征路,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画出了极为生动的人物肖像、风景写生和主题创作,作品充满崭新的民族美学意蕴和蓬勃生命力,充满时代生活的诗情画意,在油画语言的中国化转换上树立了成功典范。

  董希文先生的杰出贡献,在于他对历史、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充满感情,对时代的变迁富有敏锐的感受力。他创作的《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红军过草地》《百万雄师下江南》《千年土地翻了身》等史诗性的主题画,反映了重大历史事件,创造了崭新的艺术意境,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已成为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佳作。董希文在现代中国油画的发展中构建了宽阔的文化视野与崭新的民族美学,更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上拓宽了表现路径,用视觉的形式塑造了时代精神和大国气象。他的艺术在新中国美术的发展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散发出永久的光辉,成为屹立于中国美术史册中的巍然高峰。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版式设计: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9年01月20日 08 版)


“年画重回春节”——探访滩头木版年画

人民网湖南1月18日电(柳静 皇甫万里)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指导的“年画重回春节”主题采风活动走进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滩头镇,探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滩头木版年画。

滩头木版年画是湖南省惟一的手工木版水印年画,以浓郁的楚南地方特色自成一派,历史上曾出现过造纸村、雕刻村,色纸、花纸、香粉纸巷和年画街,手工业十分发达,且分工明确,相互配套。

据说,滩头最初的木版年画作坊起源于明末清初,二十世纪初达到全盛时期。此后,虽然滩头木版年画已经远涉重洋,成为英、美、日等多国大型博物馆的珍藏。但由于滩头木版年画市场急剧萎缩,作坊入不敷出,滩头木版年画或毁坏或流失,有不少技艺已经失传,亟待抢救、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把主题性创作推向艺术高峰

  核心阅读

  在这个伟大时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与世界图景在发生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历史远景也在发生变化,这种种变化往往超出个人经验与想象范围,为主题性创作特别是重大题材创作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机

  

  近年来我国涌现出一批重大主题性优秀文学作品,如重大工程建设主题、脱贫攻坚主题、纪念改革开放相关主题等,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这是文学界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结出的果实,也是中国作家讲述中国故事的突出成就。另一方面,若较之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等经典作品,当前一些主题性创作尚有提升空间,有些作品仅以主题和题材取胜,而在作家的主体性、历史感以及艺术表现能力等方面仍有不足,有的甚至流于简单化与片面化。这就提出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主题性创作如何走向高峰?

  正确认识题材意义,重建文学与时代社会的紧密关联

  在讨论主题性创作高峰问题之前,有必要回到一对经典命题:“题材决定论”与“题材无差别论”。这是在当代文学史上引起频繁争论的一个话题,其核心在于题材的选择是否可以决定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不是由其题材决定的,有时较小的题材反而比宏大题材更具时代精神,挖掘得更深更透,更具有艺术性,因而对于作家来说,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但题材并不是无差别的,重大题材因其重要性、全局性,关注度较高,对作家的思想艺术能力要求较高,而较小题材因其日常性,更具普遍性,也更易于把握。应该说这一共识是时代进步的产物,也是对片面强调题材决定性作用的纠偏。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文学界又出现“写什么”与“怎么写”、文学“向内转”、宏大叙事式微、日常生活与私人写作等思想命题。“写什么”与“怎么写”这一命题,质疑写作内容与题材的重要性,偏向形式与技巧探索;文学“向内转”则将作家关注的焦点或重心从外部世界移开,转而关注人类的心灵世界;宏大叙事式微则是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影响,对所有的宏大叙事均持怀疑态度;日常生活与私人写作更偏重于对日常经验、私人情感的挖掘——应该说其中有些写作主张在特定时代起到过开拓作家思想视野、扩展写作题材与范围的作用,但是在今天看来,也造成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作家探索范围越来越局限于形式与技巧、心灵世界、小叙事与私人经验,而缺乏对时代、中国与世界的整体性思考与把握,也缺乏关注与表现重大题材的兴趣和能力,成为中国作家思想与艺术探索的一个缺憾。

  新世纪之初,伴随着倡导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文学开始重建文学与时代、社会、世界的关联。2014年以来,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对文艺寄予希望。主题性创作的新一轮兴起正是在讲话精神指导下对文艺思潮进行反思的成果。

  以理论辨析激发创作实践,呼唤匹配时代的高峰作品

  主题性创作尤其是重大题材创作,仍面临理论与实践上的诸多课题,需要我们进行新的阐释与理解。

  一是如何理解主题性创作与主题先行的关系。主题先行是文艺创作的大忌,主题先行的作品往往干瘪生硬,但是从文艺创作过程来说,作家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也往往要从某一主题出发,对生活做出选择、取舍与剪裁,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创作过程。作家自己寻找主题与主题先行之间的区别在于作家是否真心认同、认可这一主题,只有真心认同,才能将这一主题当作自己的主题。杜甫的诗歌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动人,不仅仅因为他在主题上反映儒家思想,而在于他将这一思想道成肉身,融合成观察与体验世界的独特情感;我们的革命作家之所以受到尊崇,就在于他们的文字不仅仅是用墨水写的,也是用鲜血与生命写成的。主题性创作要走向高峰,就要避免主题先行,而是要从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中发现、体悟、提炼主题,尊重生活内在逻辑与艺术自身规律,只有这样,才能让创作真正贴近现实,更具有艺术说服力。

  二是如何理解主题性创作与作家主体性的关系。对一个作家来说,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主题性创作,因为主题性创作不一定适合所有作家,主题性创作也对作家的思想艺术能力要求较高。一旦选择主题性创作,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跟着题材走,相反,作家要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与主观能动性,做出独到观察、思考与判断。主题性创作由于其重大性、严肃性甚至政策性,作家想标新立异很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作家不是“当事人”,不是某一重大工程或者重大政策的决策者与实施者,也不是与之息息相关的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他所处的位置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超脱性,使之有机会接触各种人的想法、综合各种人的意见。作家既然选择某一主题进行创作,其背后必然也有关于这一主题的知识积累与资料储备,这使之观察与思考问题便不仅着眼于当前,而且具有一种整体性与历史感。作家在政策理解与执行方面不如干部,在生活的直接经验方面不如群众,但其位置与思考具有独特性,在这方面作家正可以重建自身主体性,在综合基础上做出真正富有创造力的表达。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在主题性创作中脱颖而出。

  三是如何理解主题性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关系。主题性创作因其宏大性,往往超越作家的直接生活经验,作家要进行主题性创作,必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辩证理解艺术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关系,深入生活永无止境,但深入生活并不是最终目的,作家的最终目的是将生活经过选择、取舍与剪裁,以艺术化形式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作家还需要不断提高艺术修养与艺术技巧,才能较好完成这一任务。深入生活与提高艺术技巧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深刻理解生活,才能获得丰富写作素材;只有提高艺术修养与艺术技巧,才能赋予生活以更加完美的形式,才能让作品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谁是最可爱的人》之所以打动人,不只在于反映抗美援朝这一重大题材,而且在于作者在深入生活中抓到诸多令人过目难忘的细节;《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打动人,不只在于反映新时期我国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调整,而且在于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充沛诗情与激情的自然流露。在这些背后,则是深入生活与艺术修养的统一。

  四是如何理解主题性创作中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真实性与倾向性是我国文艺理论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在主题性创作中尤其突出。我们的作家既要关注整体倾向中光明的一面,也要尊重生活真实、关注历史进程中复杂与曲折的一面。只有充分写出历史发展的方向,才能鼓舞人民斗志,只有充分写出历史的复杂,才能让人们认识到历史前进每一步来之不易。在柳青的《创业史》中,既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梁生宝,也有因袭历史重担的梁三老汉,以及其他不同人物的复杂反应,这才从整体上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真实。我们的作家只有处理好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才能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发现历史的本质,追寻历史前进的方向。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既是中国的新时代,也是人类的新时代。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与世界图景在发生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历史远景也在发生变化,这种种变化往往超出个人经验与想象的范围,也为主题性创作特别是重大题材创作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机。我们的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提高自身思想艺术能力,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伟大作品。


  《 人民日报 》( 2019年01月18日 20 版)


双层舞台的魅力

  图为话剧《特赦》剧照。
  王昊宸摄

  施剑翘复仇的故事,堪称民国时期最轰动的一桩“奇案”,许多文艺作品都曾以此为素材。1935年秋,下野军阀孙传芳在天津的一处居士林内遇刺身亡,女刺客施剑翘在得手后,并未选择逃脱,反而高喊自己是“为父报仇,绝不滥杀无辜”,转身投案自首。在长达近一年的法庭审理中,此案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最后,施剑翘以“特赦”的方式重获自由。

  不久前,国家话剧院创排的话剧《特赦》,将这个故事重新搬上舞台。但是,与电影《一代宗师》和《邪不压正》表现施剑翘“十年磨一剑”的复仇经历不同,《特赦》将关注点聚焦于法庭的审判过程,以及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众心理。

  《特赦》的编剧徐瑛,在编剧界很有名气,此次作品延续了他“凛冽”的风格,以笔为刀,直指人心,振聋发聩。在剧本的构思上,从天津地方法院到河北省高院,再到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三次庭审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方式,既交代了剧情,又毫无冗余之感。报童的吆喝和两段传统戏曲的串场,暗含了舆论对这场审判的干预,同时又起到了推动剧情的作用。首次庭审,在密集的鼓点声中,四位律师同时搬起椅子,朝向观众落座,法庭庄严肃穆的气势扑面而来。控辩双方大段辩论台词,凸显了编剧的功力。徐瑛将法律名词与口头语言巧妙结合,半文半白的台词并没有给观众造成理解障碍,通过节奏和韵律的设计,台词变得朗朗上口,为整部作品平添诸多灵动气韵。

  同样广受好评、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的,还在于导演李伯男的精彩调度与舞美设计刘科栋的匠心独运。

  《特赦》的舞美采用了罕见于国内的双层舞台——上层是法官席,下层是律师席;上层是戏台,下层是观众;上层走进回忆,下层突出现实;上层是面对亲人的私人空间,下层是面对媒体的公共空间……法庭内外、时空交错、虚实结合,带领观众现场穿越,甚至产生了一种蒙太奇的效果。双层舞台设计一景到底,对导演的调度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李伯男熟练运用音乐和光影变幻,时而紧张激烈、剑拔弩张,时而温情脉脉、略见悲凉,给观众在密集的烧脑台词之后留下一些喘息空间。

  从当年几乎一边倒的同情支持作案者,到如今冷静沉思法律的意义与尊严,剧里剧外社会心态的变化,折射出人们法治观念的进步。


  《 人民日报 》( 2019年01月17日 20 版)


17部门:对文化市场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及有关人员实施联合惩戒

人民网北京1月15日电  据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消息,为加快建立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监管制度,推进文化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文化市场领域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近日,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市场监管总局等17家单位联合签署了《关于对文化市场领域严重违法失信市场主体及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

近年来,为维护文化市场秩序,深化文化市场“放管服”改革,文化和旅游部坚持市场培育与监管并重,立足于新时代文化市场发展的新形势,不断强化信用监管。此次《备忘录》的出台,与2018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修订实施的《全国文化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文旅市发〔2018〕30号)实现了有效衔接。

《备忘录》明确了联合惩戒对象为根据《全国文化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因严重违法失信被列入全国文化市场黑名单的市场主体及有关人员,包括从事营业性演出、娱乐场所、艺术品、互联网上网服务、网络文化等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根据《备忘录》规定,各相关单位将对联合惩戒对象采取一种或多种惩戒措施,主要包括限制或禁止享受优惠政策、参与评优表彰;将相关失信信息作为市场准入、行政许可、融资信贷、就职任职的重要参考;对严重违法失信市场主体及有关人员提高日常监督检查频次等,共23项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

据了解,随着《备忘录》的印发实施,文化和旅游领域已有《全国文化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和《关于对文化市场领域严重违法失信市场主体及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对旅游领域严重失信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初步形成了“黑名单+备忘录”的信用监管机制,有利于提高市场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文化和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


向文物犯罪亮剑

  明代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四川眉山“5·1”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追缴文物

  红山文化玉器,辽宁朝阳“11·26”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文物

 

  战国鸟形青铜灯,山西闻喜“6·03”系列盗掘古墓葬案追缴文物
  本版图片均为乔一洺摄

  红山文化玉器、商周青铜鼎、汉代陶编钟、北魏石佛像、清代贵妃凤冠……近日,由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文物局主办的“众志成城守护文明——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亮相国家博物馆,这是近年来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的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展览由“文物屡蒙殇”“向文物犯罪亮剑”“警钟长鸣、共筑钢铁长城”三部分组成,以 14个重点文物犯罪案例贯穿其中,汇集公安机关追缴和考古抢救性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75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有165件。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这场展览既是发人深省的宣教活动,又是汇聚多门类文物珍品的古代艺术盛宴。

     

  文物犯罪令人惊心

  在灯光幽暗的展厅里,一批珍贵的青铜器吸引观众驻足流连,不时有人发出惊叹。商王和诸侯才能享用的青铜方鼎,采用分铸与插接、铆接工艺制成的青铜觥,铸作精美、装饰华丽、内有称颂周穆王铭文的懋(mào)青铜卣(yǒu)……这些文物全都来自山西闻喜“6·03”系列盗掘古墓葬案追缴所得。

  不久前,一篇讲述公安机关与闻喜侯氏盗墓集团“20年战争”的报道在网上引起较大反响。以侯氏兄弟为首的犯罪集团盘踞闻喜多年,其团伙成员分工明确,踩点、打坑、清货、兜售,形成从盗掘到销售的完整犯罪网络。2018年,山西省公安机关终于打掉这一集团,破获与该团伙相关的各类刑事案件35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94名,追回涉案文物3073件,其中一级文物34件,二级文物66件,三级文物151件。涉案文物规模之大、珍品之多,令人惊心,有媒体甚至评价称“山西扫黑扫出个博物馆”。

  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文物犯罪案件频发,文物安全形势严峻。古遗址、古墓葬、田野石刻成为发案重灾区,世界文化遗产、皇家陵寝、大型古墓葬群屡遭盗扰,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受损。据统计,2013年以来,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犯罪案件达100余起。与此同时,文物犯罪的手段不断升级,呈现集团化、暴力化、智能化趋势,给监管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子弹、手枪、猎枪,展板上的照片显示了西藏山南“8·18”系列文物盗窃案中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武器。2017年8月,西藏山南市公安局接到情报:有不法分子拟于近期在曲松县盗掘文物。经过近7个月的努力,专案组打掉一个长期在山南乃东、曲松12县区及拉萨、日喀则等地流窜盗窃、盗掘古文化遗址的犯罪团伙,团伙成员大多携带枪支、弹药等凶器,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在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文物犯罪案犯罪分子铤而走险,携带武器、暴力袭击安保人员和警察的情况时有发生。”展览现场讲解员说。

  红外夜视仪、金属探测器、三维立体成像探测仪等先进设备和信息技术手段也被犯罪分子广泛利用。自2005年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岷江河道发现内藏银锭的木鞘以来,江口岷江河域有沉银的消息在民间广为流传。2014年初,数十名盗贼利用金属探测仪、潜水服、氧气瓶等专业水下作业工具夜间潜入江底盗掘。眉山市公安机关历时两年,辗转10多个省市,打掉犯罪团伙10个,摧毁倒卖文物网络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0名,追缴涉案文物100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8件,涉案文物交易金额达3亿余元。

  展厅中央展柜陈列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是四川眉山“5·1”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追缴的核心文物。此金印印面阳文九叠篆书“永昌大元帅印”,印背右侧阴刻楷书印名,左侧阴刻楷书“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印背上装饰虎形钮。有学者认为这是张献忠用印。这枚金印对后续江口古战场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考证遗址年代和性质极为关键。

  共筑文物保护长城

  法庭内座无虚席,多架照相机、摄像机严阵以待,一名身材瘦小的男子被神情严肃的法警押送上庭——几幅展板还原了辽宁朝阳“11·26”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庭审现场的情景。“这个人就是号称盗墓界‘祖师爷’‘关外第一高手’的姚玉忠,辽宁朝阳系列盗掘案的主犯之一。”讲解员说。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遗址为主要遗存,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以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周边接连发生多起遗址地下文物遭盗掘案件。公安部、国家文物局联合挂牌督办,朝阳市公安机关历时一年,辗转7省区10市,成功破获该案,打掉文物犯罪团伙1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40名,追缴涉案文物2069件,其中一级文物多达250件。2015年12月31日,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宣判,30名被告分别获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追缴被盗文物最多、单案抓获犯罪嫌疑人最多的案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展柜里陈列着该案追缴回来的红山文化玉器:玉猪龙、C形玉龙、牛首玉人、勾云形玉佩、丫形玉器、玉钺、凤鸟形玉饰……这些玉器器形多样,雕琢工艺讲究,纹样简洁明快,为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的琢玉水平、用玉制度、社会结构变化及其所属的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12年以来,公安部累计挂牌督办重大文物犯罪案件27起,连续发布3批A级通缉令,对30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展开全国缉捕。2017年和2018年,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先后两次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果。公安部与国家文物局还建立了“打击和防范文物犯罪联合长效工作机制”,共同在陕西省公安厅设立了“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研发建设了基于公安内网的文物犯罪信息管理系统和基于互联网的“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

  2013年至2017年,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共批准逮捕文物犯罪嫌疑人4248人,起诉6317人;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涉文物犯罪案件2217件,审结2197件。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各地司法机关公诉和审判文物犯罪案件提供指导。

  在严厉打击文物犯罪的同时,文物安全防范不断加强,相关制度标准不断完善。全国文物安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日益成熟,《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长城执法巡查办法》等多项制度标准相继出台。2017年,国家文物局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全国文物安全状况大排查,督促整改安全隐患近2万处。文物平安工程持续推进,截至2018年底,已为2800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配备了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各地也不断加强和改进文物安全工作,16个省份明确将文物安全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此外,中国还积极加入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并先后与秘鲁等21国签订防止盗窃、盗挖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双边协定或谅解备忘录。

  “经过共同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各级政府重视支持,公安、司法和文物部门协调联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打防并重、多措并举的文物安全长效机制。”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

  基层保护尤需加强

  在展览第三部分,设置了一些交互体验环节。观众可通过大屏触控设备参与文物保护相关知识问答,可以浏览“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了解相关文物信息、为追缴提供线索,还可以通过电子签名系统签名、拍照,写下参观感言和意见、建议。“希望通过这些形式,让公众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也是保护祖国文物、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的一员。”国家博物馆策展人乐日乐说。

  在基层文物保护中,民众的作用不容小觑。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就与当地群众及时举报盗掘活动有着密切关系。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南昌市观西村墩墩山上一座古墓遭到盗掘,立即派人进行现场勘查,发现14.8米盗洞,椁板已被锯开,所幸遗物基本没有被盗。2011年至2016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及周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历代海昏侯墓园等一系列重要遗存。海昏侯墓园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巡视员龚志勇告诉记者,及时充分地发现线索对于打击文物犯罪至关重要。现实中,不少犯罪行为发生了,却并没有被发现。他表示,希望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向公安机关举报盗掘、盗窃、倒卖等文物犯罪线索。

  “当前文物安全监管和基层文物保护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人员力量不足、经费投入不够、安全防护设施缺乏、专业技术装备不足等。”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继续推动地方文物部门加强基层机构队伍建设,充分保障人员力量,加强安全监管和巡查看护;督促各级行政部门加大文物安全经费投入;继续推进文物平安工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配备安全防护设施,强化技防措施;推进文物建筑安全专用装备研发应用,提高安全防护水平。


优秀文化浸润 助力乡村振兴

  1月9日至12日,文化和旅游部直属国家艺术院团的优秀艺术家,连夜赶路、长途奔波、分队行进,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和百色市田阳县的基层群众送来浓浓暖意;12日当天,在湖北孝昌,由农业农村部和湖北省委、省政府共同举办的2019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湖北分会场活动拉开帷幕……

  巴马县75岁的马英贞老人双手捧着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书法家现场书写的春联和赠送的福字,她笑呵呵地说,“一回到家,我就把春联贴在家门口,迎接新年!”

  “这几年,农资、农机成本上涨,单纯种粮赚不到钱,听说虾稻共作效益高,我准备好好学一学。”从涌动的人群中走出来,抱着一摞书的湖北孝昌县小河镇仙人石村村民明升三挥了挥手中的《渔业致富指南》……12日一大早,他就乘坐公交来到孝昌县花园广场,只见人头攒动。在广场四周搭建的数十个咨询台前,各部门工作人员和专家热情地为农民朋友答疑解惑,送种子、医药、春联、图书,普及农业科技、家庭教育、医疗保健等知识。广场中央,湖北省演艺集团为乡亲们送来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了上千人观看。

  在广西慰问演出现场,不少孩子第一次看到芭蕾舞、第一次听京剧、第一次看儿童剧,艺术家们的高超演绎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新色彩。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青年演员翁杨感慨自己在基层受到了感动和启迪,他说:“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舞台不仅在城市、在剧场,也在乡村、在田间地头。我们的价值是给更多孩子带来欢乐,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艺术的种子……”

  “文化扶贫对基层群众来讲也意义重大。”国家话剧院艺术家王卫国多年来一直坚持下基层演出,他说,“许多地区正在脱贫攻坚关键期,正在推动乡村振兴,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意义重大。”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介绍说,“三下乡”是沟通农民、服务农村的重要抓手,要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完善服务载体,创新组织形式,用“三下乡”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乡村振兴。

  据悉,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发动各下属院团、单位,将组成48支下基层文艺小分队赴陕西延安、贵州黔东南等18个省(区、市)老少边穷和县以下地区,开展慰问演出、结对帮扶、艺术交流等服务基层活动232场。而在湖北孝昌,农业农村部以及湖北省直、孝感市直的40多家单位共同为孝昌扶持项目、物资、资金总价值达3.9亿多元。


  《 人民日报 》( 2019年01月14日 06 版)


对宋朝历史为何有多样解读(史家笔墨)

  宋代历史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特别的记忆。随着不同时期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的不同,人们对宋代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1279年南宋灭亡以后,元世祖忽必烈诏令修辽、金、宋史。但忽必烈之后,历经数朝却迟迟未能成书,主要原因是为以辽、金为正统还是以宋朝为正统争论不休。直到元顺帝时丞相脱脱裁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才使修纂得以顺利进行。元朝对宋的盖棺之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对程朱理学高度肯定,这与元统治者将朱熹学说定为“国是”一脉相承。其二,元朝史臣在论宋代“其有弊”时指出,“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効少”。这两个方面大致也影响了明清的认识。

  明朝统治者特别强调对宋朝历史文化的认同和继承。重修《宋史》和重视研究宋史成为明代史学的一大特色。有明一代先后产生了123种宋史著述,现存62种。明朝编撰《宋史纪事本末》的陈邦瞻,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大势已看到宋代是汉唐之后历史大变革的时期。明人对宋文、宋诗、宋词、宋画的褒扬和批评,更是奠定了宋代文学艺术与汉唐并峙的地位。

  到了19和20世纪之交,中西学者均将宋代历史指向中国近世的开端。1922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系统阐述了其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内藤的假说是建立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即上世(上古)、中世(中古)、近世(近代)三分法,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假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以来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与日本学界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在《宋辽金史》总论中说:“治宋辽金史,实为治近代史之始基。”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对赵宋文化的高度褒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那么宋朝“积贫积弱”的帽子从何而来?其实,早在南宋后期,有识之士就说“民穷”“财匮”“兵弱”是当时的三大弊政,元明清人一致认为宋朝“武备不振”和“积弱”。20世纪50年代末先师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将“积贫积弱”连用来概括宋神宗实施变法的主要社会原因,1962年邓广铭先生将这一概括引入《中国史纲要》宋代历史部分的书写,遂使“积贫积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积贫积弱”说呢?根据目前的研究,“积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财匮”延续到南宋,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财匮”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而从“民穷”的角度来说,宋代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与魏晋隋唐相比,不论是法律身份地位、迁徙自由以及谋生手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会救济制度不仅汉唐难以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而宋代大中城市里五万贯家财的富户人数众多,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宋朝的“积贫”。

  过去对宋朝积弱的认识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势弱,二是军事能力弱。对于前者,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能认同,因为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不是辽、西夏、金、元所能比拟。而对于后者虽有质疑者,但未能得到充分解释。我以为,战争具有防御和进攻两种基本形式,宋朝战争失败主要是发生在主动进攻战上,而从防御战来看,则多能取得不俗的战绩。

  那么宋人为什么能打防御战而不能打进攻战呢?这大致有四个原因:一是由于中唐以来兵制变革、选官制度变革,军功集团从历史舞台上退出,那种通过军功受爵的世风被科举取士所取代,因而宋朝必然缺乏汉唐那种开疆拓土的精神。二是宋朝自太宗朝以后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崇文抑武”不等于“重文轻武”,自仁宗以后宋朝国防开支要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所以并没有轻武,而“抑武”确实是宋的国策,抑制武将专权,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三是宋朝实行募兵制,人们当兵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争取军功的动力。四是中唐以后中原王朝丧失了可供驯养军马的草原,难以组建骑兵部队。

  可见,宋朝的“积弱”是多种综合因素形成的。

  进入21世纪,国际上开始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地位,这也使得国内学者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目前,宋代经济革命说、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散见于各类宋史论著。可预见的是,宋代历史的形象仍将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也是宋代历史的魅力。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9年01月12日 05 版)